因此，对于大多数私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而言，宪法内涵的注入是第一次，间接宪法适用的概念会导致宪法适用泛化在私法规范领域并不成立。

其一，宪法条款的抽象性使其存在较大解释空间，不同的宪法理解方案均能成立，咨询主体不知该如何选择。其中，后两类行为可以由备案审查机关和各级人民法院独自完成，它们可以直接以本机关的名义提出合宪性咨询请求。

至于咨询主体的范围究竟有多大，需要结合我国的法律规范体系和权力运行的现状进行具体分析。结语在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增强宪法自觉，加强宪法实施，履行宪法使命，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23]。在我国的法律规范体系中，合法性审查可以解决多数法律规范存在的问题，合宪性审查只在必须诉诸宪法的时候才会启动[14]。在此过程中，事后审查机构可能会因为行为主体错误地理解和适用宪法而认定其违宪。因此，把合宪性咨询和合宪性审查当作同一概念容易引起理解和表述上的混乱。

经完善后仍不属于合宪性咨询范畴的，可以建议咨询主体通过其他渠道解决问题，或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予受理。一方面，如前所述，合宪性咨询请求产生于咨询主体开展初始审查的过程之中为顺应国家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潮流，巩固司法体制改革成果，需对监察权的源流、规范与实践做进一步思考，比如监察权如何入宪、如何与诉讼程序更好衔接、监察留置措施如何逆向介入等重要问题。

[54]韩大元：《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当代意义》，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5]在《国家论六卷》中，布丹首先把主权界定为国家所固有的绝对和永久的权力，是独立于法律之上的最高权力。对我国宪法权力规范的任何解释都得遵循此等国体规范，抛开它就难以正确地认知我国的宪法权力结构。正如美国学者所评述的那样，自美国立宪以来，对宪法权力分类影响最大的或许是政党制度的兴起。

因此，监督国家公务员正确用权、廉洁用权是党内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从十九世纪开始，政党制度日渐成熟，并成为各种宪法权力机关的组织者及权力运行的发动机。

《宪法》第123条和第124条的此等规定足以说明，监察委员会是由宪法设立的国家机关，属于行使宪法权力的宪法机关，而不是行使法律权力的法律机关。这种经济腐败极大地影响了政府预算、国家发展和政府项目及投资的收益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说，2018年监察权入宪乃是继承我国宪制上的一项传统而已。尽管宪法权力来源于国家主权，主权乃是宪法权力之母，但正如母与子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一样，渊源于主权的宪法权力并非隶属于主权权力，而是独立存在的一种基础性国家权力。

[31]参见[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中文修订版），郭小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页。昔日美国联邦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在宪法审查时也认为，国会立法赋予独立管制机构裁判权，不会对合众国司法权内在要求的司法裁决应有的不偏不倚和独立(impartial and independent)构成任何威胁。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现监察全覆盖只是其表，其里还是借此来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党的全面领导提供有力的制度性保障。二战后不少亚洲国家制定了新的宪法，它们亦仿效美国联邦宪法将其宪法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类型，如1946年颁布的日本新宪法和1949年制定的印度新宪法等。

比如，美国联邦宪法本身并未创设一套完整的宪法权力体系，而不过是迈出了宪法权力组织工作的第一步。[22]舆论普遍认为，独立管制机构实际上是没有上司的第四部门。

有关此国体条款意蕴的更详尽探讨，可参见蒋清华：《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基础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6-88页。宪法权力的最高性，乃是国家权力秩序得以形成并平稳运行的基础条件。

简言之，宪法权力的生成逻辑是：主权→制宪权→宪法权力。作为一种中国式宪法权力，监察权为世界其他国家宪法权力类型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它对我国宪法权力构造及其类型的影响也是深远的。[39]宪法学界的共识是唯有修宪，才能使监察体制改革真正做到于法有据。[1]当然，所谓人大之下‘一府两院和人大之下‘一府一委两院，都只是对我国宪法权力类型所作的一个简单概括。而官僚主义正是现代功能型宪法权力腐败的一种基本形态。监察委员会作为宪法上的国家机构，为何可以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呢？这两个机构实行制度耦合的事实条件是什么呢？从宪法学上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深入理解监察权的宪法权力定位无疑甚有裨益。

[25]然而，以历史的眼光来回眸宪法权力政制类型的变迁，则不难发现：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之运行影响最大的，非现代政党制度的出场莫属。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

[4]参见刘练军：《人民主权理论的思想史叙事》，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3期习近平主席和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就职时公开进行宪法宣誓，是坚定宪法自信、弘扬宪法精神的生动实践，也是履行宪法使命、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体现，具有重大教育意义和引领意义。

我国宪法坚持公民权利义务法定原则、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是绝对的，在法定范围内，受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的约束和具体法律关系的调整。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全国人大在修宪时将宪法宣誓制度载入国家根本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间越久远，事业越发展，我们就越加感受到宪法的力量。（4）《宪法修改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2017年12月15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讲话的要点。所有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出台后都要依法依规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建立健全党委、人大、政府、军队之间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实行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

国体决定政体，政体与国体相适应、相统一。九是开展合宪性审查工作。

今天，根据新的实践和认识，我们党又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采取务实管用方式方法积极回应社会各方面对涉宪问题的关切，说明有关情况，提出研究意见，努力实现宪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统一。

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予以确认。通过宪法修改，我国宪法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紧跟时代步伐，不断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同宪法的修改、实施和监督有密切关系，宪法工作是人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宪法确认了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的英勇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掌握国家权力、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变革和历史发展的成果。在那个时代的政治话语和语境中，工人阶级领导即经过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是很明确的含义。（六）充实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更好发挥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作用。二是宪法规范的可诉性问题。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2018）共21条，主要有以下12个方面内容。（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我国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了国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是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例如，我国宪法规定了特赦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有关规定于2015年、2019年先后两次作出关于对部分服刑罪犯实施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依据宪法有关规定发布特赦令。